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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普类的文章

2019年04月02日 23:24

    如今的家长自我保护意识越来越重,孩子是他的宝贝,要是他的孩子稍微受了点委屈,立刻到学校兴师问罪,有时甚至摆着老师的面敢打学生,他以为国家没有法律,靠他的野蛮来吓住我们的学生。打学生的家长我以前就碰到过。

    在广州,同样存在好学校“扎堆”老城区的问题。即使是住在名校集中的越秀区也不一定能享受到这里的教育资源。有群众反映,以东风中路为界,该路北面的省政府所在片区,对口的几乎全部是名牌小学,而路南面则对应的大多为普通学校。区域划片是否照顾了公务员子弟?

    学生成长记录如何真正写实?

    简直就是血的教训啊。

    然后,高校扩招,大学生自主择业,国外留学越来越方便……一系列的变化,让大学完成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高考不再能“彻底”改变命运,它只是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一种资格选拔,并不必然决定未来。与此同时,高考制度的缺陷及其科学性和公平性,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

    人与自我:人生如戏,生活是剧本,我们是演员。我们应当遵循内心的选择,不断突破剧本的限制,演绎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2. 突出综合性

    近日有媒体曝光,辽宁省本溪市高中和河南省漯河市高中多名考生在加分过程中存在作假现象,一时引起坊间严厉的声讨,同时也引发了对高考加分政策的忧思。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只有让自主办学权落实到大学,同时大学有健康的运行机制确保自主权不被滥用,自主招生才能做到公平公正。

    囿于高考在当下之于整个社会的重要性,高考期间无论是相关部门,还是企业、个人,为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无疑是必要的。但不特殊对待送考车辆与为高考服务并不矛盾,而是一种多方权衡下的理性回归。

    “导”,包括“导入”和“导学”两个方面。创设问题情境,即创设一种知识点存在于其中的教学情境,然后给学生提供大量的客观信息,引导学生去发现已有的知识与要解决的问题所需的知识和方法所存在的不足。

    随着时代快速发展,媒体和网络使用新词频繁。在辞典下卷,可以看到“闺蜜”、“囧”、“拼爹”、“踩扁”、“哈日”等新词。宋子然考证,“踩扁”一词在媒体上最早由1996年的《成都晚报》在一则社会新闻中使用,说这话的人竟然是手拿菜刀,扬言“哪个敢进来,就踩扁哪个!”至于“囧”,如今能查到的则是《南方都市报》在2008年的一则报道中使用;“哈日”,最早使用的出版物是2000年的《广州日报》。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钱理群说的:“北大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荒唐在哪里了。

    在召集经典夜读小组成员时,曹勇军也设立了门槛,其中包括“学习成绩排名”。他承认,这种特殊的阅读课是对优秀学生的“私人订制”,面对的是“考”有余力的学生。他将自己的阅读课视作对应试化阅读教育的“一种突围”。

    “从学校来讲,取消统考统测我们举双手赞成。”朝阳区实验小学校长陈立华表示,传统意义上的统考统测更加侧重知识上的考查。孩子做试卷就是一个强化知识,反复训练的过程,这个过程如果是为了取得好成绩,而反复做同样的训练,以牺牲孩子的成长和休息的时间作为代价,成本太高。因为只要有考试,就必然会成为指挥棒,学校和老师就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1977年“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主要是对平均主义的否定而缺乏对特权思想的清算。虽然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给新时期的教育提供了一个来自公平的强大推动,但是,在新的发展境遇中,对教育公平的关注马上就被发展科学技术、实行赶超型战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目标所压倒。1977年5月,邓小平在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著名讲话,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新时期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基本价值:

    “人教社”在官网上承认6处错误并公开致歉

    想起山东军阀张宗昌,在莱州创办“昌武小学”,在省会济南恢复创办山东大学,礼聘前清状元潍县人王寿彭做校长,王死后力请辜鸿铭担纲校长。

    他表示,走班制作为中国高中教学的一种新生事物,既是大势所趋,但也应该在改革中充分考虑到各种现实情况,逐渐稳步推动走班制的落实。

    有媒体报道,为了让孙子进入一个“好班”,分到一个“好座”,郑州市民王女士全家动用各种关系四处打听,四处联系熟人才把事情办妥。上海一位小学生家长也不甘人后,其告诉记者,从孩子入园第一天起,自己就开始送礼,主要是送给老师和保育员。老师收礼后的“关照”是让孩子午睡时不靠近风口、做游戏时让孩子担任重要角色等;保育员的“关照”则是照顾孩子把饭吃完。

    “原有的教材以人文主题来确定该单元的文章,有可能该主题下有散文、古诗、现代诗等,这样的逻辑体系有些不完整。往往一篇文章学完了,接下来的文章却是其他体裁,这也打断了学生学习的连续性。”许老师说,现在学校的语文校本课程以体裁作为单元划分的依据。比如第一单元是讲的是古诗,老师可以从诗的意象作为突破口讲起,逐渐延伸到诗的意境、情感、技巧的讲解。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一个单元讲完了,学生对古诗也有了系统的了解。以后脱开课本,学生也可以触类旁通,学其他古诗也就不难了。

    道路决定命运,道路改变命运。一个国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虽经无数次治乱交替、分合轮回,“却好像什么也没改变”;在近代以来百年历程中,积贫积弱,饱受欺凌,被西方称为一推就倒的“泥足巨人”。然而,在短短65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里,一个伟大觉醒却让它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此鲜明的历史反差,奥秘何在?答案是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中国道路给一个古老国度带来“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脚下这块土地,包含着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转折,蕴藏着多少振聋发聩的观念突破,凝聚着多少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65载岁月峥嵘,我们和我们的国家,奋斗的重任在肩,复兴的梦想在前。

    一线教师如何教好自己的孩子?

    命题形式也随之出现了创新。1983年的高考作文题第一次出现了一幅漫画,这幅题为“这里没有水,再换个地方挖”的漫画描绘了一个人挖井,挖了很多次,都在快接近水面的时候放弃。这道题的出现,给当时习惯了根据一段材料或一个命题开始写作的考生们来了个措手不及。

    目前全球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一共有九位华人,分别是杨振宁与李政道(1957年物理学奖)、丁肇中(1976年物理学奖)、李远哲(1986年化学奖)、朱棣文(1997年物理学奖)、崔琦(1998年物理学奖)、 钱永健(2008年化学奖)、高锟( 2009年物理学奖)、 屠呦呦(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九位获奖者中,只有屠呦呦是在大陆接受教育,崔琦1949年后在大陆读过两年小学,其他人1949年后均没有在大陆接受过教育。

    从北京最好的重点学校到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学校,这中间差了好几级。他们能听懂人大附的课吗?赶得上进度吗?作业和考试对他们来讲会不会太难?乡村网络能播得出流畅课程吗?

    葛剑雄在会场上感慨:“他们的待遇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他曾直接告诉农村教师:“你们很了不起,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3-2014》显示,农村教师队伍中有51.2%的人被初次配置到乡村学校,但在二次配置中有56.9%的教师调进了县城,有36.7%的农村教师“想要离开”现在的岗位。在县域教师流动中,有67.3%的人认为“向上流动”,28.2%的人认为“平行流动”,只有4.5%的人认为“向下流动”。有77%的城镇教师不愿意交流到边远艰苦农村学校任教。有80.2%的师范生“愿意当教师”,但“愿意去农村当教师”的仅有38%。

    当时,就有论者指出这种做法的弊端:“拘拘以问题为主,我却有点疑惑,这简直是开学术演讲会、教授批评会和什么问题讨论会,什么学校联合辩论会了,还说什么教授国文?文学本是一种美术,一种技能。中等学校虽不能说研究文学,然而既称中等学校模范文,当然于意思之外,还重修辞……这种不研究,反专门研究问题,——不是不要研究问题,是比较起来,不应重此而轻彼。”〔7〕实际上,当时这种做法,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既然读经不再通行,于是用新观念、新思想、新文化来充实这一空间,它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思想启蒙的诉求,即在语文教学中开启民智、培植新知,将语文学科的视野扩大到现实生活层面,让语文学科负载起思想文化重塑乃至国民改造的重任。虽然这样的“新语文”所承载的内容与旧式教育是完全不同的,但在偏重语文学科内容这一点上,其精神是基本一致的,即以一种适宜于时代的“综合”代替了另一种不适宜于时代的“综合”。

    一个基本判断是,未来上海高中会实行“走班制”。“学生每天来上课,没有固定的教室,把书包往衣柜里一放,按照自己的课表去各个教室上课。”张民选乐见这样的改变,“英国高中给学生提供60多门课,我们还是这些课程、这些老师,形式变一变而已,肯定能做好。”

    蔡洋,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流露出来的是泛滥无归的兴趣、漫无节制的情绪、乱七八糟的逻辑、好高骛远的理想、不明事理的行动。蔡洋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大到“反日游行”、“改良派与口炮党之争”这样的社稷之事,小到“王宝强怒斥马蓉出轨”、“郭德纲曹云金之争”的鸡毛蒜皮,朋友之间,一言不合就拉黑退群,都是人被“工具化”的佐证。

    教育发展不均衡其实就是教育领域的“贫富差距”。与经济、文化等领域类似,这种“贫富差距”首先存在于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它造成的是不同地区孩子教育的不公平,在各级政府下大力气加大财政投入后,这种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差距”同时也存在于同一区域内,比如,大城市的不同区县,它造成在权、钱推动下的无序择校、或明或暗的择校费、天价的学区房以及被功利主义折磨着的孩子。

    王蒙:这本书更多是描写新疆维吾尔族人的生活,能给读者提供很多新信息。其中写生活、文化、时代的部分,虽然时过境迁,可能有些不合时宜的地方,但总体来说,它用现实主义写法,对人、边疆、边疆风光、日常生活的描写是不可替代的。

    下面我简单谈谈近十余年里我作的一些改良。

  高考将来如果只考语、数、外,高校分专业招录时,只能瞎猜学生的其它学科水平?高中生是否可以放弃其它学科?

    在比赛形式上,《听写大会》采用每个参赛选手“单打独斗”的应试方式,每次由一名学生上台抽一道题来书写,有的孩子就因此而展现出非凡的语言才华与天赋,然而在遇见一些难写字词时,败下阵来的孩子也让不少观众扼腕:“上台的这个孩子写不出,台下坐着的选手就未必能写出来,只不过他们运气好没有抽到这题而已。”随着话题性增加,收视也一路水涨船高。关正文对此解释为,“正是因为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才带来了收看魅力”。虽然形式上还是一本正经的“写字考试”,但无论镜头运用、现场调度、后期剪辑还是视觉包装等各方面,《听写大会》都显示出大气的“国际范儿”,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一父亲问孩子理想,孩子说是金钱与美女呀。话音刚落,挨了父亲一耳光和一顿臭骂。孩子思索一会说,我的理想是有伟大的事业与崇高的爱情,父亲转怒为喜,还把孩子夸奖了一番。

    谈教育资源均衡化:

    家长老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比,怕输在起跑线上。

  每年各省的文理第一名都备受关注,他们的学习经验被传播,他们的成长经历被众人称颂。每一年的“第一名”光环环绕,站在聚光灯的中心,身上是所有人艳羡的目光,所有行为被无限放大。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采取的是“7选3”模式,除了以上所提到的6科,还多了“技术(含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这项科目。

    “撒谎”作文不仅表现在伪造生活事实上,还表现在有的学生一本正经编造名人名言和名人故事上,这个问题,至少在我国语文教育作文作业与考试中存在二三十年了,媒体对此早有曝光,包括高考满分作文也曾被质疑编造,可是,“撒谎”却成为作文的一条经验,在学生中推广,被发扬光大,没有学生认为在作文中撒谎是不对的,而把这作为作文应试的基本技巧。要让作文成为“我笔写我心”的真实表达,关键在于扭转应试作文导向以及营造真实表达的环境。

    ——天津市教委主任王璟

    简言之,教育教学不仅是科学,而且是艺术。作为艺术,它总有一些地方没有道理,总有一些地方不讲道理,也总有一些地方讲不出道理,教师只能靠技艺经验。

    第二个故事更具戏剧性。这回是国内顶尖大学的经济史博士生,到耶鲁来访问一年。我原以为他对经济史这么投入,正好也可以协助我收集史料、研究一些经济史话题。到耶鲁后,他无比兴奋:要选修15门耶鲁戏剧学院的表演课程!耶鲁戏剧学院是世界一流,机会难得可以理解,只是我们没有学生会一个学期选5、6门以上课程。看到他对表演这么有激情,知道他实际上对经济史和经济学没太多热情,所以,我没有阻止他去戏剧学院上课。

    从1998年到现在,中国大学改革的步伐不可谓不大。可办教育的人必须明白,教育是一项长期工程,急不得。当你把手中的石头丢进大海,等到涟漪荡向岸边,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如果你追求“掷地有声”,那只能是在面积很小的水塘,或者一口枯井。古人明白这一点,所以才会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说法。整天强调“世界一流”,不是理想的状态。在我看来,办教育应当拒绝急转弯,拒绝大跃进,不急不慢,不卑不亢,走自己认准的路。这样坚持5年、10年、20年,中国大学才有可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康庄大道”。

    所有的优秀人才都不愿意当教师了。这当然和待遇有关,但更多的是教师不好当了。广州东莞的不少学校老师,上班都戴着钢盔和铁棍防身,把自己武装得像防暴警察。教师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危职业,他们长年得不到休息,抓考试、抓分数、抓质量,抓出来浑身是病,还有社会、家长、教育部门的各种考核给教师带来沉重的精神压迫,现在又加上肉体上的虐杀。这是新时期的三座大山,压得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人灰头土脸。

    坦率地说,按照这一方案,高校招生办公室可以取消,只需将录取通知书交给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由其按照专业和考生成绩顺次填写录取名单并寄给考生即可。录取通知书既不需要大学校长的签名,也不需要由大学招生办公室寄送——那样反而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精神,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的职能应当是逐步弱化的,为什么现在反而要进一步强化呢?这难道不是改革的倒退吗?

    “思想品德怎么可以用高考分数来量化?”郁国忠在余杭一家建筑企业上班,孩子正在读高二,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样规定导向虽好,但对其他人而言不公平。孩子复习得这么辛苦,不断练习做题,图的就是多考几分,但做个轰动点的好人好事,就把其他人狠狠甩在后面,难道所有家长都要鼓励孩子去夺刀吗?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教育技术正处于新的重大突破前夜。现在需要的,也许是教育管理体制上的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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